在大学开设“生死课”22年：十多年前人们认为“生死学”在作秀 现在“一座难求”

　　给大家分享更多资讯就是我的日常，各位好，我是夏夏。关于在大学开设“生死课”22年，应该有小伙伴想了解。网上很多相关的内容，这里做下整理汇总，有谬误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指出。以下就是今天的内容。

　　59岁的胡宜安站在广州大学的课堂上，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课堂作业：书写遗嘱及撰写墓志铭。

　　遗嘱中要包括遗体处理、后事安排、财产处理、要交代的话。拿到题目，讲台下的学生苦思冥想，课堂上静悄悄，只有写字沙沙的声音。在广州大学，这门选修课"一座难求"。

　　胡宜安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内第一个在大学课堂里开设《生死学》课程的教师。这门课，他至今已经开了22年。他说，殡葬是生死学中涉及的一部分内容，这门罕见的课程关乎尊严、疾病、衰老、临床、安宁疗护，它启示人们关注全周期生命质量，放下对未知的恐惧，在当下更好地生活。

　　以下是与胡宜安的对话。

　　书写遗嘱是胡宜安课堂上的必备环节。　图/受访者提供

　　【1】学生对"预立遗嘱"和"生前预嘱"表现踊跃

　　学生们会关心什么问题?

　　胡宜安：学生对"预立遗嘱"和"生前预嘱"这两个东西表现很踊跃。"预立遗嘱"就是交代后事。很多学生都表示对他触动很大，我知道很多"00后"开始考虑给自己立遗嘱。这说明他们不单单是在思考未来可能会怎么样，而且他也在思考怎么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挺好的。

　　"生前预嘱"就是关于个体道德，这是一个专用概念，讲的是个体到了患病不可治的最后阶段，要不要上呼吸机，要不要抢救等医疗决策的问题。他们的表现非常积极。"00后"，包括一部分"90后"，比很多可能更早面临死亡的"40后"、"50后"都要理得清。这也和年轻人得传统思想负担不重有关，传统的那些回避死亡的文化影响力慢慢地淡了。

　　上生死课的时候，学生的情绪如何?

　　胡宜安：给他们放视频，带他们去参观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学生的茫然和恐惧。但对死亡的恐惧不是负面的东西。如果一个个体不怕死，不恐惧死，那我们的种族怎么会延续呢?"趋生避死，好生恶死"，这是生命的本能。死亡恐惧需要我们辩证、理性地对待。

　　当我们了解到死亡是生命必然的归宿之后，我们能够放下不必要的枷锁，坦然活在当下。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古希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它是更古老的一个特拉普修道者的一个问候语转化来的。这句问候语就是说，请记住，你将死。唯有建立在记住我将死去的基础上认识我自己，这才是我对人生的真理性的认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很多东西，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

　　学生上完课后有变化吗?

　　胡宜安：这个肯定是有。现在大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家里面可能也经历过一些失去亲友的悲伤，但是他不知道究竟怎么去处理才是最恰当的。我的课堂会告诉他们死亡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样，他回过头来就会"复盘"，未来就会比较清醒，这是一个改变。我在课堂上讲面对亲人临终，如何进行临终关怀，学生以后就知道怎么办了。甚至有很多同学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

　　很多年轻人现在会有一种"无意义感"，来上这门课的学生是否会抱着消极的态度，甚至有自杀念头呢?

　　胡宜安：以前很多媒体记者采访就问，有没有强烈要求自杀的人，被我的课程干预到。我就说，其实选我这个课的人没有强烈的要有自杀的意愿。但是自杀问题是在课堂上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这个课提供给学生的一个前提就是敬畏生命，珍爱生命，这是第一位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咱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情绪情境主义的体验来否定生命的存在，而且把它毁灭掉。

　　您会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样的观念呢?

　　胡宜安：也不能一上来就说"不应该自杀"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我会引导学生进入对自杀的性的审视过程。首先是人有没有死亡的权利，有。但是通过分析，是不是有死亡权利，就应该去死，肯定不是。然后引导学生对尊严问题的思考，经济不缺失了，当个体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死，以及什么是尊严。儒家有这个文化，"君子宁折不弯"，但难道你的尊严受到侵犯就应该去死吗。生命有比尊严更高的存在的意义。比如司马迁，他受的屈辱是非同一般的，但是他不去死，结果他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通过这种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分析，我会引导学生得出结论--生命只有一次，活下去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现在各地都有"死亡咖啡馆"的活动，是否能对生死教育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胡宜安："死亡咖啡馆"毕竟只是一种民间的行为，对于普及人们对生死的接受，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不能够系统地、可持续地对个体实施影响，这个是他劣势。死亡包含太多东西，尊严、疾病，衰老、临床、安宁疗护等这些内容，它实际上有一个主线去贯通。否则的话，到了死亡咖啡馆只能体验一下这个话题，不可能把前后左右伸展开来，它产生的影响就有限了。关键还是要学校和网络媒体向社会大众提供一些系统的生死教育的课程。这才是要真正做的事。

　　胡宜安在生死学课堂上。 图/受访者提供

　　【2】十多年前，人们认为"生死学"在作秀

　　您曾说过，"很多情况下，这个时代在屏蔽死亡"?

　　胡宜安：这就很遗憾。很高寿的人，他们都还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但人总是要步入到最后阶段。本来时间就很宝贵，如果能坦然都面对死亡，他会充分利用这最后的有限的时间去做一些该做的事儿。几十年的人生，总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总有一些事情要做最后的处理，可遗憾的是，很多人一直在挣扎中，一直在抱有希望，但结果是绝望，绝望到最后没有了时间。

　　生死学现在是否被作为一个具体的学科去讨论?

　　胡宜安：这肯定是一个学科，咱们出版的版权页里面都有"死亡哲学"这个分类。如果说是一个知识体系的话，那么死亡显然是一个最顶端的，作为这个世界观的那个本体论层面上的。生死学是属中间的一部分，作为知识体系的下端，就包括一些具体的分类。在台湾地区，它有本科、硕士和博士，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生死学是否存在一个标准的价值模式呢?

　　胡宜安：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个体亲密性的。生活和经历的过程，包括横向纵向，上一代人和下一代，是不可以替代的。我们不能跟学生说，我给你提供一个模式，你按照我这个模式去对待。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出于人类的共性的会有一种价值模式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你去沟通。一个社会、民族、群体，有他的关于生活史的一个共有的价值。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交流，我去设计一个课堂，所以教学才有必要。

　　教了生死学20余年，您感受到了人们对生死学态度的变化吗?

　　胡宜安：在十多年前或者更早，没有人提这个事儿。最早2009年那时有媒体开始报道这个课程，很多人认为，它是在制造噱头，只是在作秀。到了现在，很多领域都开始往生死学的方面去寻求一个解释的框架。学校的生死教育需要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医疗行业自然不用说，现在的安宁疗护，讨论个体临终者到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尊严问题，以及我们如何面对亲人在最后阶段的医疗决策，这些方面都在寻求生死学的知识来搭建解释框架。

　　生死教育应该如何去推广呢?

　　胡宜安：这是一个从出生到最后的一个漫长的、可持续的全过程的教育。个体出生，开始看世界之后，他开始问爸爸妈妈问题，必然问到路边的花儿为什么会谢，我那个宠物小狗怎么会死。小孩也有悲伤，他的玩具破损了，小仓鼠死了，他会有这个失落。有失落就有悲伤，咱们就应该由浅入深的，引导他们面对，因为他的人生还长得很。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否一直很回避这个话题?

　　胡宜安：这个回避的影响是负面的。家长把"去世"说成他去了更好的地方，这是在美化死亡对生命的毁灭。小孩他一旦发现，这生活那么苦，算了，那我死了之后再到好的地方去了。但这是十多年前，现在的年轻的父母思想还是会更开放一些。

　　在学校开设生死课程会受到阻力吗?

　　胡宜安：社会民众和在校学生，对这个课基本都是正面的理解，欢迎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叫做自下而上的探讨。但是自上而下的决策和实践，就基本上还缺失。有大学老师规划都写好了，生死学都当作通识选修课，报上去。领导一看，什么鬼生死学啊，看都不看，就把它否定了。别看咱们现在好像是铺天盖地谈这个话题，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他的思想完全被屏蔽的，密不透风的。这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要紧、很现实的问题。

　　【3】在生命不可逆的阶段接受"安宁疗护"

　　现在人们的生死观是否存在变化?

　　胡宜安：传统社会人到最后还是待在家里，不可能住在医院，那时候他家里的所有人都没有远离他，他不孤独，而且整个病程家里面都是非常了解、全程参与的。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一个方面，我们现代医学，包括现代生命科学，好像是在给我们的个体许诺，疾病是可以治愈的，生命是可以长寿的。另一方面，患者每一个过程，在医学给他的这个承诺之下，他是抱有希望的。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个体一方面是没有心理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个体进入到病程的最后阶段，他面临的肉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比过去就更加厉害，更加突出。我们要向民众提供一个必要的生死观念的引导。到了生命不可逆的阶段，咱们就要进行安宁疗护，放弃不必要的治疗，把病痛的缓解放在第一位，让他非常宁静地、有尊严地走完最后的旅程。

　　家属难以接受会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胡宜安：第一是，他们总是把它往前放在那个疾病治疗的阶段，反复地，甚至用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好像这样的话才能够表达他已经尽责。第二个是他不了解到最后不可逆的死亡阶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不愿意承认。咱们要明确的就是，真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机制正在发生作用，就是他的肠胃不再能消化吸收，他的呼吸系统对氧的吸收功能也丧失，他的所有这些对外界温度的反应系统也不再发生作用。

　　有的家人有些无知，看到老人有点发抖，就马上给他盖个被子，实际上这是很不应该。你盖薄薄的一层，对他来说好像是很沉重的压力。它的身体已经丧失了有机的利益互动关系。我再举个例子，病床上的老人呼吸急促喘气，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受，他可能是死亡症状之后一些正常的反应。家属就会认为，他喘气缺氧，我们给他输氧。其实他已经丧失了对氧的吸收能力，输氧只能加重他的痛苦，这是无知。

　　现代社会对待病人的方式有变化吗?

　　胡宜安：现代社会就是讲究个人的生命权、自主权，在医疗行为上，个体开始被社会重视。传统中国，一个是交给医生，一个是交给自己的家人，这是很不应该的。以前常说"养儿防老"，好像人到了这个最后阶段，反正也没用了，我毫无意义。或者说孩子他能够怎么对待我，我坦然受之，放弃自己的所有的决策。大家会觉得我到这个地步，还提出要求可能会让孩子烦。这是过去生活，现在不应该这样。

　　《经济学人》每年都有死亡质量排名，"健康中国战略"里面也包含着全周期生命健康。全周期生命健康包含着最后生命的质量。就是说这个生命健康不只是指我们还有社会活力的时候，还包括最后快要离世的时候。家属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更多的是他不愿意面对或者不承认自己的亲人，会有最后的不可逆的死亡的阶段。

　　疾病会起到社会隔绝的作用?

　　胡宜安：是的，不要说"没事"这个虚假的谎言，也不要把他当做是等死的人，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病人。就把他看作是一个人，我们家里的一个人，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床上的病患，他是很敏感的，他所恐惧所害怕的就是被遗忘、被抛弃。咱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零零星星的举动，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实际上是不应该的，这也是我一直在课堂上强调的一点。

　　我们在影视作品里面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家里面有些人在病房里，到最后阶段，我们有一个人在床边陪护，等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就把这个人拉到房间的阳台上，或者拉到墙角窃窃私语，背着床上的人，一些话好像不让他知道的，估计可能是从主治医生或哪里得到有关病情的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这种现象这是不对的。这时候床上的病患他自己非常清楚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家里很多事不让他知道，包括他的病情，在一边偷偷说，给他的感觉就是他被抛弃了。临终陪护就是跟他平静地在一起，跟他说说外面的事，比如家里的小孩上学怎么样，说给他听，或者是征求他的意见。如果床上这个人，他对生死比较理智，也可以跟他谈谈生死问题。把他当做是家里的正常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这就是给予他的存在感。

　　对生死学了解得这么深，您面对生死问题时会惆怅吗?

　　胡宜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从事生死教育，如果我自己没有现在生存内在的一些体验，怎么可以?我自己也曾经遭受车祸动手术，濒临死亡过。至少我讲课的时候，我传递的不是纯粹的客体的知识性的东西，是有人生的体验包含在其中的。

　　我有一个同事患直肠癌，她有天搭我车时说，胡老师，我昨天晚上很幸福。我说怎么回事呢?她说我终于能够睡四个小时。她这个肿瘤一直在那里，痛苦的时候站不是、坐不是、侧卧不躺不是，怎么都缓解不了那个痛。我就可以理解。没有自己的病痛体验。我们领悟不到疾病末期患者的疼痛是怎样令人没尊严的。

　　您会和家人谈论生死话题吗?

　　胡宜安：有的。我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我的两个女儿找我要书，她们都看，都知道我在搞生死学，还就经常在群里转发生死学相关的东西。我家侄女，她前不久跟我说，和我哥谈他的后事安排，我哥现在七十多岁。我觉得这挺好的，我家里的人能够这样清醒面对自己父母亲的衰老和后面的事，那么有条不紊、理性地去处理。

　　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踏上一列没有返程票的火车，在这个车上，咱们都要经历无数生离死别。当我们了解到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不会把家人离世看作是内心一个不可触碰的东西，而是很坦然地把它变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比如说老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家庭的忌日，我们家里搞个聚会谈论他过往人生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去回忆他，就不是一个悲哀的事情。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挺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能让我们的当下生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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